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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治理體系是隨著全球化而產生、發展和演變的。而全球化實際上又是我們對現階段世界格局及其發展趨勢的概括。換句話說,世界主要國家的相互關系發展成為世界格局;在這一格局中,主要“主體”博弈形成或默認的“規則”即是國際治理體系。而當國際體系發展到全球化階段,這種規則即成為全球治理體系。隨著國際關系和世界格局的發展演變,治理體系也必然隨之變化。但從“實力”對比的變化到“規則”的變化,往往有一個時間差,而且要經過“博弈”。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“全球治理體系創新”的背景。
在“一戰”前到“二戰”后,即“全球化”的1.0和2.0階段,推動全球體系變革的決定因素是世界大戰,是對戰敗國的懲罰。在冷戰期間,兩個超級大國形成“確保相互摧毀”的局面,使得大規模全面戰爭無法成為改變國際格局的決定性手段,“兩霸爭奪”體現為軍備及其科技、經濟基礎的競賽;結果,主要由于蘇聯東歐國家內部原因發生劇變,冷戰以“一超獨霸”的局面結束,出現3.0階段。與此同時,由于新興經濟體主動改革開放,加入全球供應價值鏈,出現群體性崛起局面;而“7國集團”越來越無力獨自應對全球性挑戰,出現全球治理體系進一步調整的必要性,F有全球治理體系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在戰后逐漸形成的,反映了跨國公司、發達國家政府的實力、利益及理念,并沒有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訴求。在創新過程中,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無疑需要貢獻智慧。
面臨“危機”,有人甚至稱之為“逆全球化”。
全球化有其內在規律。實際上,西方國家,以其跨國公司為代表,是全球化的推動者和最大獲益者。西方為什么能在世界上處于主導地位?首先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,即在微觀層面建立現代企業,在宏觀層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,通過融資調動幾乎無限的資源,發展科技和大規模工業化生產,取得“先發優勢”,在全世界銷售其產品,獲得“壟斷利潤”,從而為延續“領先”奠定基礎。在此過程中,推銷其“自由貿易”、市場經濟、多黨民主等意識形態。
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導致集中、兩極分化、生產過剩從而導致危機的內在矛盾,歷史上曾導致無數次經濟金融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。西方國家總結經驗,調整政策,一方面不斷拓展國際、世界、全球市場,延緩危機爆發,另一方面制訂反壟斷法,開展全球范圍的競爭,保持創新活力。
隨著科技以及交通通信發展,距離消失,在全球配置資源,形成供應價值鏈。擴散技術、管理,興辦工業園區,實施出口導向發展戰略,形成“后發優勢”。日本,韓國等“四小龍”、“四小虎”。
“后發國家”曾試圖通過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超越資本主義階段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曾經一度顯示優勢。但“指令經濟”,違反客觀規律,只有在中國將社會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相結合,才顯示出優勢。
與此同時,發達國家經濟金融化,增長的好處被跨國公司和“1%”獨占。有效需求不足,濫發“次貸”,引發金融危機。救市:“大到不能倒”。
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:“有效需求”不足,寄希望于人口大國,提出“金磚”概念。中國、印度改革開放后,加入全球供應價值鏈,現代經濟活動卷入的人口,從百萬、千萬、億上升到十億級別,擴大國際貿易,拉升經濟增長,實現經濟發展。
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,以及歐元危機之后,新興經濟體原有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。穩增長、轉方式、調結構、補短板,提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,推動實現“五通”。亞投行,新開發銀行,絲路基金等。其實一直在做。
全球化最新階段發展引發實力對比的變化,新興經濟體當然要求全球治理體系“創新”。
當前,世界經濟曲折復蘇,新一輪增長動能尚在孕育之中。經濟全球化出現波折,保護主義抬頭,國際貿易和投資低迷多邊貿易體制發展面臨瓶頸;地緣政治因素錯綜復雜,政治安全沖突、難民危機、氣候變化、恐怖主義等影響世界經濟,完善和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性、緊迫性進一步凸顯。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:
適應新的力量對比。傳統力量與新興力量此消彼長,挑戰問題此起彼伏,政策協調不敷需要;需要加強、改革、協商、積極互動。
適應不斷擴展的議程:國際貿易、投資、金融等,民族宗教沖突、恐怖主義、跨國資本流動、氣候變化、傳染病防控等非傳統安全挑戰。
適應更加多元的主體:主權國家、國際組織、跨國企業、非政府組織,參與進程,發揮作用。
適應日益加深的改革訴求:現有體系不適應,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,改革力量進一步集聚。
歸納起來說:推動世界經濟的復蘇與發展,要求更加全球經濟治理更加公正、合理、有效,具有可持續性,適應力量對比的變化,給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更多發言權等。
在全球治理中,有人認為中國有“四重角色”:利益攸關方,關鍵行動者,議程設計人,變革領航員。這其中包含價值理念、制度設計在內的治理思路。
在實踐方面,中國提出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“一帶一路”倡議;設立亞投行、絲路基金等開展金融合作。在理念方面,強調正確義利觀,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,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,伙伴關系網絡。在倡導新發展合作規則方面,強調和平、發展、合作、共贏,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“全球觀”,以及開放包容、合作共贏、循序漸進、標本兼治、務實有效。
杭州峰會提出的中國主張,通過各自行動和集體合力,構建創新、活力、聯動、包容的世界經濟;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第35次集體學習時提出,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“國際社會大家的事”,要堅持“共商共建共享”原則,使關于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主張轉化為各方共識,形成一致行動;果阿會晤推動金磚國家在全球治理合作方面聚焦“創新與可持續發展”,“打造有效、包容、共同的解決方案”?傊,我的初步看法是:隨著全球化的發展,在原有“治理體系”相形見絀、不敷需要的背景下,全球治理創新需要通過反映新的經驗教訓、釋放動能、豐富理念、搭建平臺、優化機制的途徑,按照揚長避短,由點到線,優化環境,突破瓶頸的順序。從而實現適應全球化發展的需要,帶來新的動能,實現發展,克服阻力和弊端的目標。提升綜合國力和國家“巧實力”要做到:扎實做好本來就要做的事;統籌內外兩個大局,實現更好效益;打破“條塊分割”,“官、產、學、研、用”協同創新,包括察哈爾學會等智庫要在公共外交上多些實踐創新,為增強中國公共外交實力做貢獻。
我的初步看法
1、背景:全球化的發展,使原有“治理體系”相形見絀、不敷需要,隨之產生調整、加強、創新的必要。
2、目標:創新要適應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需要,帶來新的動能,實現發展,公平分配,克服阻力和弊端。
3、途徑:創新要反映新的經驗教訓、釋放動能、豐富理念、搭建平臺、優化機制。
4、順序:揚長避短,由點到線,優化環境,突破瓶頸。
5、提升綜合國力和“巧實力”:扎實做好本來就要做的事;統籌內外兩個大局,實現更好效益;打破“條塊分割”,“官、產、學、研、用”協同創新,包括察哈爾學會等智庫要在公共外交上多些實踐創新,為增強中國公共外交實力做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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